《做自己人生的CEO》强调在知识经济时代，个体必须主动承担自我管理的责任，通过深度自我认知和持续优化，实现职业成就与人生价值。核心观点包括：

1. 自我管理是必然选择：组织不再为员工规划职业路径，个体需成为自己的“CEO”。

2. 成功依赖自我认知：需明确长处、工作方式、价值观，并据此决策。

3. 终身发展：职业生涯可能长达50年，需动态调整方向并管理后半生。

译文

一、前言​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你有雄心，又不乏智慧，那么不管你从何处起步，你都可以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登上事业的顶峰。

不过，有了机会，也就有了责任。今天的公司并不怎么管员工的职业发展；实际上，知识工作者必须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你应该在公司中开辟自己的天地，知道何时改变发展道路，并在可能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不断努力、干出实绩。

要做好这些事情，你首先要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不仅清楚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新知识和与别人共事的，并且还明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自己又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最大贡献。因为只有当所有工作都从自己的长处着眼，你才能真正做到卓尔不群。

历史上的伟人——拿破仑、达芬奇、莫扎特——都很善于自我管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成为伟人的原因。不过，他们属于不可多得的奇才，不但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天资，而且天生就会管理自己，因而才取得了不同于常人的成就。

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那些还算有点天赋的人，都不得不通过学习来掌握自我管理的技巧 。

我们必须学会自我发展，必须知道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才能做出最大的贡献，而且还必须在长达50年的职业生涯中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投入——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自己应该何时换工作，以及该怎么换。

二、我的长处是什么？​

多数人都以为他们知道自己擅长什么，其实不然！ 更多的情况是，人们只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即便是在这一点上，人们也往往认识不清。然而，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只能靠发挥自己的长处，而如果从事自己不太擅长的工作是无法取得成就的，更不用说那些自己根本干不了的事情。

以前的人没有什么必要去了解自己的长处，因为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地位和职业：农民的儿子也会当农民，工匠的女儿会嫁给另一个工匠等。但是，现在人们有了选择。我们需要知己所长，才能知己所属。

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唯一途径就是回馈分析法 （feedback analysis）。每当做出重要决定或采取重要行动时，你都可以事先记录下自己对结果的预期。9到12个月后，再将实际结果与自己的预期比较。我本人采用这种方法已有15到20年了，而每次使用都有意外的收获。

比如，回馈分析法使我看到，我对专业技术人员，不管是工程师、会计师还是市场研究人员，都容易从直觉上去理解他们。这令我大感意外。它还使我看到，我其实与那些涉猎广泛的通才没有什么共鸣。

回馈分析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早在14世纪，这种方法由一个原本会永远默默无闻的德国神学家发明，大约150年后被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和西班牙神学家圣依纳爵分别采用。他们都把这种方法用于其信徒的修行。

事实上，回馈分析法使他们的信徒养成了一种始终注重实际表现和结果的习惯，这也是他们创立的教派——加尔文教会和耶稣会——能够主宰欧洲长达30年的原因。

我们只要持之以恒地运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能两三年），发现自己的长处——这是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

在采用这种方法之后，你就能知道，自己正在做（或没有做）的哪些事情会让你的长处无法发挥出来。同时，你也将看到自己在哪些方面能力不是特别强。最后，你还将了解到自己在哪些方面完全不擅长，做不出成绩来。

根据回馈分析的启示，你需要在几方面采取行动。

首先，最重要的是，专注于你的长处，把自己放到那些能发挥长处的地方。

其次，加强你的长处。回馈分析会迅速地显示，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自己的技能或学习新技能。它还将显示你在知识上的差距——这些差距通常都可以弥补。数学家是天生的，但是人人都能学习三角学。

第三，发现任何由于恃才傲物而造成的偏见和无知，并且加以克服。有太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术业有专攻的人，往往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不屑一顾，或者认为聪明的头脑就可取代知识。

比如，很多一流的工程师遇上与人相关的事就束手无策，他们还以此为荣——因为他们觉得，对条理清晰的工程师头脑来说，人太混乱无序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业人员常常以他们连基本的会计知识或数量分析都一无所知而自傲。

不过，人们要是对这样的无知还沾沾自喜的话，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其实，要让自己的长处得到充分发挥，你就应该努力学习新技能、汲取新知识。

另外一点也同样重要——纠正你的不良习惯。所谓不良习惯，是指那些会影响你的工作成效和工作表现的事情。这样的习惯能很快地在回馈中反映出来。 例如，一位企划人员可能发现自己美妙的计划最终落空，原因是他没有把计划贯彻到底。

同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一样，他也相信好的创意能够移动大山。但是，真正移山的是推土机，创意只不过是为推土机指引方向，让它知道该到何处掘土。这位企划人员必须意识到不是计划做好就大功告成，接下来还得找人执行计划，并向他们解释计划，在付诸行动前须做出及时的调整和修改，最后要决定何时中止计划。

与此同时，回馈还会反映出哪些问题是由缺乏礼貌造成的。礼貌是一个组织的润滑剂。两个移动物相互接触时发生摩擦是一个自然规律，不仅无生命的物体是这样，人类也是如此。

礼貌，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说声“请”和“谢谢”，记住别人的名字，或问候对方家人这样的小事，但就是这种不起眼的细节，使得两个人能够融洽相处，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是否有好感。

许多聪明人，尤其是聪明的年轻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回馈分析表明某个人只要一遇到需要别人合作的事就屡屡失败，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举止不大得体——也就是缺乏礼貌。

把预期和实际结果进行比较，也会发现自己不擅长做什么。 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一窍不通、毫无天分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我们甚至连平庸的水平都达不到。

人们，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就不应该试图去完成这些领域的工作和任务。他们应该尽量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不能胜任的领域上，因为“从无能到平庸”要比“从一流到卓越”需要人们付出多得多的努力 。

然而，大多数人，尤其是教师，还有组织，都一门心思要把能力低下的人变成合格者。其实，他们还不如把精力、资源和时间花在将称职者培养成佼佼者上。

三、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令人惊讶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平时是怎样把事情给做成的。实际上，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和表现。

许多人不是以他们习惯的方式工作，这当然就容易造成无所作为。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可能比“我的长处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重要。

同一个人的长处一样， 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由人的个性所决定的 。不管个性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它肯定是早在一个人进入职场前就形成了。

正如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是既定的一样， 一个人的工作方式也基本固定，它可以略微有所调整，但是不可能完全改变——当然也不会轻易改变。而且就像人们从事自己最拿手的工作容易做出成绩一样，他们要是采取了自己最擅长的工作方式也容易取得成就。通常，几个常见的个性特征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工作方式。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

首先，你要搞清楚的是，你是读者型（习惯阅读信息）还是听者型（习惯听取信息）的人。绝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读者型”和“听者型”之说，而且很少有人既是读者型又是听者型。知道自己属于哪种类型的人更少。但是，有一些例子说明了这样的无知可能造成多大的危害。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一直是新闻媒体的宠儿。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其独特的风格出名——不管记者提出什么问题，艾森豪威尔将军都从容地对答如流。无论是介绍情况，还是解释政策，他都能够用两三句言简意赅的话就说清楚。

十年后，艾森豪威尔当上了总统，当年曾对他十分崇拜的同一批记者，这时却公开瞧不起他。他们抱怨说，他从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喋喋不休地胡侃着其他事情。他们总是嘲笑他回答问题时语无伦次，不合乎语法，糟蹋标准英语。

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自己属于读者型，而不是听者型。当他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时，他的助手设法确保媒体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至少在记者招待会开始前半小时以书面形式提交。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完全掌握了记者提出的问题。

而当他就任总统时，他的两个前任都是听者型——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这两位总统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并且都喜欢举行畅所欲言的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可能认为他必须去做两位前任所做的事。可是，他甚至连记者们在问些什么都从来没听清楚过。而且，艾森豪威尔并不是个极端的例子。

几年后，林登·约翰逊把自己的总统职位给搞砸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听者型的人。他的前任约翰·肯尼迪是个读者型的人，他搜罗了一些出色的笔杆子当他的助手，要求他们每次进行当面讨论之前务必先给他写通报。

约翰逊留下了这些人，他们则继续写通报。可是他显然根本看不懂他们写的东西。不过，约翰逊以前当参议员时曾经表现非凡，因为议员首先必须是听者型。

没有几个听者型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变成合格的读者型——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努力；反之亦然。 因此，试图从听者型转为读者型的人会遭受林登·约翰逊的命运，而试图从读者型转为听者型的人会遭受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命运。他们都不可能发挥才干或取得成就。

四、我如何学习？​

要了解一个人的工作方式，需要弄清的第二点是，他是如何学习的。

许多一流的笔杆子都不是好学生——温斯顿·丘吉尔就是一例。在他们的记忆中，上学往往是十足的折磨。然而，他们的同学有这种记忆的却很少。他们可能在学校里得不到什么乐趣，对他们来说上学的最大痛苦是无聊。

有关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笔头好的人一般不靠听和读来学习，而靠写来学习，这已成了一种规律。学校不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学习，所以他们的成绩总是很糟糕。

所有的学校都遵循这样的办学思路：只有一种正确的学习方式，而且人人都得遵从。但是，对学习方式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学生来说，被迫按学校教的方式来学习就是地狱 。实际上，学习大概有六七种不同的方式。

像丘吉尔这样的人靠写来学习。还有些人以详尽的笔记来学习。例如，贝多芬留下了许多随笔小抄，然而他说，实际上他作曲时从来不看这些随笔小抄。当被问及他为什么还要用笔记下来时，据说他回答道：“如果我不马上写下来的话，我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我把它们写到小本子上，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也用不着再看一眼。”有些人在实干中学习。另一些人通过听自己讲话学习。

我认识一位公司总经理，他把一个平庸的小家族企业发展成行业领军企业。他是一个通过讲话学习的人。他习惯于每周一次把全体高层管理人员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随后对他们讲上两三个小时。他总是提出政策性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提出三种不同观点。但他很少请这帮同事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他只需要听众听他讲话。这就是他的学习方式。虽然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通过讲话学习绝不是一种少见的方法。成功的出庭律师也以同样的方式学习，许多诊断医师也是如此（我自己也是这样）。

在所有最重要的自我认识当中，最容易做到的就是知道自己是怎样学习的。当我问人们：“你怎么学习？”大多数人都知道答案。但是，当我问：“你根据这个认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吗？”没有几个人回答“是”。然而，知行合一是取得成就的关键；如果知行不合一，人们就会无所作为。

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如何学习？这是你首先要问自己的问题。但是，光这些问题显然不够。要想做好自我管理，你还需要问这样的问题：我能与别人合作得好吗？还是喜欢单枪匹马？如果你确实有与别人进行合作的能力，你还得问问这个问题：我在怎样的关系下与他人共事？

有些人适合当部属。二战时期美国的大英雄乔治·巴顿将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顿是美军的一名高级将领。然而，当有人提议他担任独立指挥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可能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伯乐）乔治·马歇尔将军说：“巴顿是美国陆军造就的最优秀的部下，但是，他会成为最差劲的司令官。”

一些人作为团队成员工作最出色；另一些人单独工作最出色。一些人当教练和导师特别有天赋；另一些人却没能力做导师。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 我如何才能取得成果——是作为决策者还是作为顾问 ？

许多人做顾问时的表现会很出色，但是不能够承担决策的负担和压力。与此相反，也有许多人需要顾问来迫使他们思考，随后他们才能做出决定，接着迅速、自信和大胆地执行决定。

顺便说一下，一个组织的二号人物在提升到一号职位时常常失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高职位需要一个决策者，而一个强势的决策者常常把其信赖的人放在二号位置，当他的顾问。顾问在二号位置上往往是很出色的，但是换到一号位置，他就不行了。他虽然知道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是不能接受真正做决定的责任。

其他有助于认识自我的重要问题包括：

1、我是在压力下表现出色，还是适应一种按部就班、可预测的工作环境？ 2、我是在一个大公司还是在一个小公司中工作表现最佳？ 3、在各种环境下都工作出色的人寥寥无几。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有些人在大公司中十分成功，换到小公司中则很不顺利。反过来也是如此。

下面这个结论值得我们反复强调：不要试图改变自我，因为这样你不大可能成功。但是，你应该努力改进你的工作方式。 另外，不要从事你干不了或干不好的工作。

五、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要能够自我管理，你最后不得不问的问题是：我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不是一个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道德准则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要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测试，方法很简单。我把它称为“镜子测试”。

20世纪初，德国驻英国大使是当时在伦敦所有大国中最受尊重的一位外交官。显然，他命中注定会承担重任，即使不当本国的总理，至少也要当外交部长。然而，在1906年，他突然辞职，不愿主持外交使团为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晚宴。这位国王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色鬼，并且明确表示他想出席什么样的晚宴。据有关报道，这位德国大使曾说：“我不想早晨刮脸时在镜子里看到一个皮条客。”——这就是镜子测试。

我们所尊从的伦理道德要求你问自己：我每天早晨在镜子里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一个组织或一种情形下合乎道德的行为，在另一个组织或另一种情形下也是合乎道德的。但是，道德只是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来说。

如果一个组织的价值体系不为自己所接受或者与自己的价值观不相容，人们就会倍感沮丧，工作效率低下。

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十分成功的人力资源主管的经历。这位主管所在的公司被一家大企业收购。收购之后，她得到了提升，从事的是她以前做得最出色的工作，包括为重要职位挑选人才。这位主管深信，在选人时，公司只有在排除内部的所有可能人选后才能从外部招聘人才。

但是她的新公司认为应该首先从外部招聘，以吸收新鲜血液。对于这两种方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根据我的经验，适当的方式是两者兼顾。然而，这两种方式在根本上是互不相容的——表面上是政策不同，实质是价值观的不同。

这说明在该公司人们对以下三个问题有着不同看法：组织与员工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组织应该为员工以及员工的发展承担何种责任；一个人对企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经过几年挫折，这位主管最终辞职——尽管她的经济损失很大。她的价值观和这个组织的价值观就是无法融合。

同样，一家制药公司无论是通过不断的小幅改进，还是通过几次费用高昂、风险巨大的“突破”来取得出色业绩，都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两种战略的结果可能都差不多。实质上，这是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一种价值体系认为公司的贡献是帮助医生把他们已经在做的工作锦上添花，另一种价值体系的取向是进行更多的科学发现。

至于一个企业的经营是着眼于短期结果，还是注重长远发展，这同样是价值观问题。财务分析师认为，企业可两者同时兼顾。成功的企业家知道得更清楚。诚然，每一家公司都必须取得短期成果。但是在短期成果与长期增长之间的冲突中，每一家公司都将决定自己所选择的重点。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关于企业职能与管理层责任的价值观冲突。

价值观冲突并不限于商业组织。美国发展最快的一个牧师教会，其衡量工作成败的尺度是新教徒的人数。它的领导层认为，重要的是有多少新教徒入会。随后，上帝将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或者至少会满足足够比例的新教徒的需求。另一个福音派牧师教会认为，重要的是人们的精神成长。这个教会慢慢地让那些形式上入会但精神上并没有融入教会生活的新教徒选择了离开。

这同样不是一个数量问题。乍一看，第二个教会好像发展较慢。但是，它留住新教徒的比例要远高于第一个。换言之，它的发展比较稳固。这也不是一个神学问题（至少首先并不是神学问题），而是有关价值观的问题。在一次公开辩论中，一位牧师这样说：“除非你先加入教会，否则你永远找不到天国之门。”而另一位牧师反驳说：“不，除非你先有心寻找天国之门，否则你就不属于教会。”

组织和人一样，也有价值观。为了在组织中取得成效，个人的价值观必须与这个组织的价值观相容。两者的价值观不一定要相同，但是必须相近到足以共存。 不然，这个人在组织中不仅会感到沮丧，而且做不出成绩。

一个人的工作方式和他的长处很少发生冲突，相反，两者能产生互补。但是， 一个人的价值观有时会与他的长处发生冲突 。一个人做得好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好、相当成功的事情——可能与其价值体系不吻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所做的工作似乎并不值得贡献毕生的精力（甚至没必要贡献太多的精力）。

如果可以，请允许我插入一段个人的故事。多年前，我也曾不得不在自己的价值观和做得很成功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在伦敦做投资银行业务，工作非常出色。这项工作显然能发挥我的长处。

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担任资产管理人是在做贡献。我认识到，我所重视的是对人的研究。我认为， 一生忙于赚钱、死了成为墓地中的最大富翁没有任何意义 。当时我没有钱，也没有任何就业前景。尽管当时大萧条仍在持续，我还是辞去了工作。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换言之，价值观是并且应该是最终的试金石 。

六、我属于何处？​

少数人很早就知道他们属于何处。比如，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通常在四五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成为数学家、音乐家和厨师了。物理学家通常在十几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决定了自己的工作生涯。

但是， 大多数人，尤其是很有天赋的人，至少要过了二十五六岁才知道他们将身属何处。 然而，到这个时候，他们应该知道上面所谈的三个问题的答案：

1、我的长处是什么？ 2、我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3、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随后，他们就能够决定自己该向何处投入精力。或者，他们应该能够决定自己不属于何处。

已经知道自己在大公司里干不好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在一个大公司中任职。已经知道自己不适合担任决策者的人，应该学会拒绝做决策工作。巴顿将军（他自己大概永远不知道这一点）本来应该学会拒绝担任独立总指挥的。

同样重要的是，知道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也使得一个人能够坦然接受一个机会、一个邀请或一项任务。他们会说：“是的，我将做这件事。但是，我将按照我自己的特点，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件事，进行这样的组织安排，这样来处理当中所牵涉的关系。这是我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应该会取得的成果，因为这就是我。”

成功的事业不是预先规划的，而是在人们知道了自己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后，准备把握机遇时水到渠成的。 知道自己属于何处，可使一个勤奋、有能力但原本表现平平的普通人，变成出类拔萃的工作者。

七、我该做什么贡献？​

纵观人类的发展史，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该做出什么贡献？因为他们该做出什么贡献是由别人告知的，他们的任务或是由工作本身决定的（例如农民或工匠的任务），或是由主人决定的（例如佣人的任务）。

以前的人大多都处于从属地位，别人吩咐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那时涌现出的知识工作者（即所谓的“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还指望公司的人事部为他们做职业规划。

随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再没有人想让别人来安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年轻的男男女女开始提出这个问题：我想做什么？而他们所听到的答案就是“你们自行其是吧”。但是，这种回答同“组织人”听命公司的做法一样错误。那些相信自行其是就能做出贡献、实现抱负、取得成功的人，一般连三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做不到。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走回头路，让别人来吩咐、安排自己要干什么。对于知识工作者来说，他们还不得不提出一个以前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我的贡献应该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必须考虑三个不同的因素：

1、当前形势的要求是什么？ 2、鉴于我的长处、我的工作方式以及我的价值观，我怎样才能对需要完成的任务做出最大贡献？ 3、必须取得什么结果才能产生重要影响？

请看一位新任命的医院院长的经历。这是一所享有盛名的大医院，30年来一直就靠名气顺利经营着。新院长上任后决定了自己应做的贡献：两年内在医院的某个重要领域建立起卓越服务的标准。他决定以急诊室为重点，因为该院的急诊室地方比较大，受人注意，而又秩序混乱。

他决定，到急诊室就诊的每一个患者必须在60秒钟之内由一名合格的护士接待。一年之内，该医院的急诊室变成了美国所有医院的样板，又过了两年，整个医院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如这个事例所表明的， 把眼光放得太远是不大可能的——甚至不是特别有效。一般来说，一项计划的时间跨度如果超过了18个月，就很难做到明确和具体。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

1、我在哪些方面能取得将在今后一年半内见效的结果？ 2、如何取得这样的结果？

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对几个方面进行权衡：

首先，这些结果应该是比较难实现的——用当前的一个时髦词说，就是要有“张力”（stretching）。但是，这些结果也应该是能力所及的。设定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或者只能在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实现的目标，根本不能叫雄心勃勃，简直就是愚蠢。

其次，这些结果应该富有意义，要能够产生一定影响。

最后，结果应该明显可见，如果可能的话，还应当能够衡量。确定了要实现的结果之后，接着就可以制订行动方针：做什么，从何处着手，如何开始，目标是什么，在多长时间内完成。

八、我要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除了少数伟大的艺术家、科学家和运动员，很少有人是靠自己单枪匹马而取得成果的。不管是组织成员还是个体职业者，大多数人都要与别人进行合作，并且是有效的合作。要实现自我管理，你需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起责任。这包括两部分内容。

首先是要接受：别人是和你一样的个体这个事实。

每个人都会执意展现自己作为人的个性。这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做事方式和自己的价值观。因此，要想卓有成效，你就必须知道共事者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 这个道理听起来让人很容易明白，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去注意。

一个习惯于写报告的人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第一份工作时就培养起写报告的习惯，因为他的老板是一个读者型的人，而即使下一个老板是个听者型，此人也会继续写着那肯定没有任何结果的报告。

这位老板因此肯定会认为这个员工愚蠢、无能、懒惰，肯定干不好工作。但是，如果这个员工事先研究过新老板的情况，并分析过这位老板的工作方式，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

老板既不是组织结构图上的一个头衔，也不是一个“职能”。他们是有个性的人，他们有权以自己最得心应手的方式来工作。与他们共事的人有责任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方式，并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以适应老板最有效的工作方式。事实上，这就是“管理”上司的秘诀。

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与你共事的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做事方法，也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而不是按你的方法来工作。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有所作为以及他们持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至于工作方式，人各有别。提高效力的第一个秘诀是了解跟你合作和你要依赖的人，以利用他们的长处、工作方式和价值观。工作关系应当既以工作为基础，也以人为基础。

人际关系责任的第二部分内容是沟通责任。

在我或是其他人开始给一个组织做咨询时，我们听到的第一件事都与个性冲突有关。其中大部分冲突都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他们又是采取怎样的工作方式，专注于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以及期望得到怎样的结果。而这些人不了解情况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去问，结果也就不得而知。这种不去问明情况的做法，与其说是反映了人类的愚蠢，倒不如说是历史使然。

在以前，人们没必要把这些情况告诉任何人。比如在中世纪的城市，一个区的每一个人从事的行业都一样。在乡村，土地刚一解冻，山谷里的每一个人就开始播种同一种农作物。即使有少数人做的事情和大家不一样，他们也是单独工作，因此不需要告诉任何人他们在做什么。

而现在，大多数人都与承担着不同任务和责任的人一道工作。市场营销副总裁可能是销售出身，知道有关销售的一切，但是，对于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比如定价、广告、包装等等，就一无所知了。所以，那些正在做这些工作的人必须确保营销副总裁懂得他们设法做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将如何去做以及期望取得什么结果。

如果营销副总裁不懂得这些高层次的、知识型的专业人士在做什么，错主要在后者身上，而不在自己。反过来说，营销副总裁的责任则是确保他的所有同事都知道自己是怎样看待营销这项工作的：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如何工作，以及他对他本人和他的每一个同事有什么期望。

即使一些人懂得负起人际关系责任的重要性，他们和同事的交流也往往不够。他们总是有所顾虑，怕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冒昧、愚蠢、爱打听的人。他们错了。因为我们看到，每当有人找到他的同事说“这是我所擅长的工作。这是我的做事方式。这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计划做出的贡献和应当取得的成果”，这个人总会得到如此回答：“这太有帮助了，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如果一个人继续问道：“那么，关于你的长处、你的工作方式、你的价值观以及你计划做出的贡献，我需要知道什么？”他也会得到类似的答复——据我的经验，无一例外。事实上，知识工作者应该向与他们共事的每一个人，不管是下属、上司、同事还是团队成员，都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且，每次提出此类问题，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谢谢你来问我。但是，你为什么不早点问我？”

组织已不再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彼此喜欢对方，而是意味着彼此了解。 因此，人们绝对有必要对自己的人际关系负责。这是一种义务。不管一个人是公司的一名成员，还是公司的顾问、供应商或经销商，他都需要对他的所有共事者负起这种责任。所谓共事者，是指在工作上他所依赖的同事以及依赖他的同事。

九、我该如何管理后半生？​

当多数人的工作是体力劳动时，你不必为自己的后半生担心。你只要继续从事你一直在做的工作就行了。如果你够幸运，能在工厂或铁路辛勤工作40年后撑下来，你就可以快乐地度过余生，什么也用不着干。然而，现在的多数工作都是知识工作，而知识工作者在干了40年后，仍能发挥余热，他们只是有些厌倦。

我们听到了许多有关经理人中年危机的谈论，“厌倦”这个词在其中频频出现。45岁时，多数经理人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做了20年完全相同的工作之后，他们已经得心应手。但是他们学不到新东西，也没有什么新贡献，从工作中得不到挑战，因而也谈不上满足感。然而，在他们面前，还有20到25年的职业道路要走。这就是为什么经理人在进行自我管理后，越来越多地开始发展第二职业的原因。

发展第二职业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完全投身于新工作。

这常常只需要从一种组织转到另一种组织。例如，一家大公司某事业部的会计师成为一家中型医院的财务总监。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完全不同的职业。例如，公司经理在45岁时进入政府内阁；或者中层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20年后离职，到法学院进修，成为一个小镇的律师。还有许多人在第一份职业中取得的成功有限，于是改行从事第二职业。这样的人有很多技能，他们也知道该如何工作。而且，他们需要一个社群——因为孩子已长大单飞，剩下一座空屋。他们也需要收入。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挑战。

为后半生做准备的第二种方式是，发展一个平行的职业。

许多人的第一职业十分成功，他们还会继续从事原有工作，或全职或兼职，甚至只是当顾问。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会开创一项平行的工作，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每周占用10个小时。例如，他们可能接手教会的管理，或者担任当地女童子军顾问委员会主席。他们也可能管理受虐妇女庇护所，担任当地公共图书馆的儿童图书管理员，或在学校董事会任职等。

最后一种方法是社会创业。

社会创业者通常是在第一职业中非常成功的人士。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对他们已经不再有挑战性。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虽然继续做着原来的工作，但在这份工作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同时开创了另一项事业，通常是非营利性活动。

例如，我的朋友鲍勃·布福德创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公司，现在他仍然经营着。但与此同时，他还创建了一个与新教教会合作的非营利组织，也做得非常成功。现在他又创建了一个组织，专门指导社会创业者在经营原有业务的同时，如何管理自己另外创办的非营利机构。

能管理好自己后半生的人总是少数。多数人可能“一干到底”，数着年头一年一年过去，直至退休。 但是，正是这些少数人，这些把漫长的工作寿命看做是自己和社会之机会的男男女女，才会成为领袖和模范。

管理好后半生有一个先决条件：你必须早在你进入后半生之前就开始行动。 当30年前人们首次认识到工作寿命正在迅速延长时，许多观察家（包括我自己）认为，退休人员会越来越多地成为非营利机构的志愿者。可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个人如果不在40岁之前就开始做志愿者，那他60岁之后也不会去做志愿者。

同样，我认识的所有社会创业者，都是早在他们原有的事业达到顶峰之前就开始从事他们的第二事业。请看一名成功律师的例子。这位律师是一家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他同时在自己所在的州开办了模特培训学校。早在他3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志愿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

40岁时被推选为一家学校的董事会成员。50岁时，他积累起了一笔财富，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建立并经营模特培训学校。然而此时，他依旧在那家他年轻时参与创建的公司里担任首席法律顾问，而且几乎是全职工作。

发展第二兴趣（而且是趁早发展）还有一个原因：任何人都不能指望在生活或工作中很长时间都不遭遇严重挫折。有一位很能干的工程师在45岁时错过了晋升的机会。另一位也很能干的普通学院的教授在42岁时认识到，即使她完全具备担任教授的资格，她永远也不会在一所有名的大学里获得教授职位。还有一位则是在家庭生活里出现了悲剧：婚姻破裂或者痛失子女。

在这样的时刻，第二兴趣——不仅仅是业余爱好——还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例如，这位工程师现在知道他在工作上并不十分成功。但是，在公司以外的活动中，例如负责教会资金的管理，他是成功的。一个人可能家庭破碎，但是他能在第二兴趣的活动中发现还有社区这个大“家庭”。

在一个崇尚成功的社会里，拥有各种选择变得越来越重要。从历史上来看，却没有“成功”一说。绝大多数人只期望坚守“适当的位置”。唯一的流动性是向下的流动性。然而，在知识社会里，我们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取得成功。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对许多人来说，能避免失败就行。可是有成功的地方，就会有失败。

因此，有一个能够让人们做出贡献、发挥影响力或成为“大人物”的领域，这不仅对个人十分重要，对个人的家庭也同样重要。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有机会成为领袖、受到尊重、取得成功的第二领域——可能是第二份职业，也可能是平行的职业或社会创业。

自我管理中面临的挑战看上去比较明显，甚至非常基本，其答案可能不言自明，甚至近乎幼稚。但是，自我管理需要个人，尤其是知识工作者，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实际上，自我管理需要每一个知识工作者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要成为自己的首席执行官。更进一步来看，这样的转变——从一切听从别人吩咐的体力劳动者到不得不自我管理的知识工作者——也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历史上每一个社会，甚至是个人主义倾向最强的社会，都认为（即使只是下意识地认为）两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

1、组织比员工更长寿； 2、大多数人从不挪地方。

如今，情况恰恰相反。知识工作者的寿命超过了组织寿命，而且他们来去自如。于是，人们对自我管理的需要在人类事务中掀起了一场革命。

这是查理・芒格 1986 年 6 月 13 日在哈佛学校的演讲，分享如何保证人生的痛苦。

• 演讲背景：校长选择芒格演讲，他认为校长此举是为学校提升声誉，就像人炫耀会数到七的马。对于演讲时长，他暂不透露，因考虑时长引出演讲主题。受邀请时他本想效仿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发表长篇演讲，但想起塞缪尔・约翰逊对《失乐园》的评价，又回忆起约翰尼・卡森关于保证人生痛苦的演讲，于是决定扩充卡森的内容并加入自己的见解。

• 卡森的痛苦处方：卡森表示无法告知毕业生如何快乐，却能分享如何保证痛苦，即摄入改变情绪或认知的化学物质、心怀嫉妒、充满怨恨。芒格以自身经历为例，指出摄入化学物质易成瘾，会带来悲惨后果；嫉妒和怨恨也会导致痛苦，且不应采用迪斯雷利的妥协方式。

• 芒格的新增处方：一是不可靠，不履行承诺，否则即便有诸多美德也会被不信任和排斥；二是仅从自身经验学习，忽视他人经验，这样易导致痛苦和二流成就；三是在人生遭遇挫折时一蹶不振，就会深陷痛苦；四是忽视反向思考，如卡森、雅可比、爱因斯坦和达尔文等都通过反向思考解决问题，而忽视客观和反向思考会带来无知与痛苦。最后，芒格以 “愿大家以低目标度过漫长一生，最终高升” 作为祝酒词结束演讲。

• 演讲背景：Charlie Munger 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副董事长，此演讲最初于 1986 年 6 月 13 日在哈佛学校发表。校长选择资深受托人演讲，引发两个问题：为何选此人及演讲时长。

• 演讲长度考量：未提前告知演讲时长，因考虑到演讲长度而确定演讲主题。受邀请时想以狄摩西尼和西塞罗为榜样，期望获类似称赞，但也想到塞缪尔・约翰逊对《失乐园》的评论，进而想到约翰尼・卡森的演讲并决定扩充其内容。

• 约翰尼・卡森关于致痛苦的建议：

  • 摄入改变情绪或认知的化学物质：演讲者以自己年轻时四位好友为例，两人因酒精离世，一人酗酒，成瘾过程微妙且难以摆脱。

  • 嫉妒：嫉妒同化学物质一样易致痛苦，若想保留嫉妒致痛苦的作用，别读塞缪尔・约翰逊传记，因其超越了嫉妒。

  • 怨恨：怨恨对演讲者和卡森效果相同，若想痛苦可采用，也可参考迪斯雷利的妥协方式，即将怨恨之人名字放抽屉偶尔查看。

• Charlie Munger 新增致痛苦的建议：

  • 不可靠：不履行承诺，若养成此习惯，能抵消所有美德的影响，会被众多平庸者超越，而可靠之人即便有劣势也可能生活美好。

  • 仅从自身经验学习：尽量少从他人经历学习，这会导致痛苦和二流成就，如常见人类灾难多因不吸取他人错误，且不学习前人优秀成果也会致此，以牛顿为例，他因学习前人成果而有成就。

  • 面对挫折一蹶不振：在生活中遇到严重挫折就沉沦，因逆境普遍存在，这样最终会深陷痛苦，不应忽视爱比克泰德墓志铭的启示。

  • 忽视反向思考：忽略小时候听到的关于乡下人避免去可能死亡之地的故事中的智慧，卡森和大代数学家雅可比都采用反向思考方式，如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达尔文因强调反向思考的工作方法而有成就，忽视客观性不仅违背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的经验，还会在商业等方面带来痛苦。

• 结尾：以一种反向的祝酒结束演讲，祝 1986 届学生每天目标放低，漫长人生中步步高升。

原文链接：

"How to Guarantee a Life of Misery"

译文

既然贝里斯福德校长在最老、服务年限最长的董事中挑选出一人来作毕业典礼演讲，那么演讲者有必要向大家交待两个问题：

1. 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

2. 演讲有多长？

凭着我与贝里斯福德多年交往的经验，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像有人很自豪地向人们展示自己的马可以数到七，他正是以这种方式为我们学校寻求更高的声誉。马主人知道能数到七并非什么数学壮举，但是他期待得到首肯，因为马能够如此表现是值得炫耀一番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演讲有多长，我并不想预先透露答案。我怕说了之后，你们仰起的脸庞将不再充满好奇和满怀期待的神色，而你们现在的表情，正好是我喜欢看到的。

但我会告诉你们，我是怎样在考虑讲多久的过程中想到这次演讲的主题的。接到邀请的时候，我有点飘飘然。虽然缺乏在重要的场合公开发表演讲的经验，但我的胆量倒是练得炉火纯青。我立刻想到要效仿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而且还期待得到西塞罗所给予的赞誉。当问到最喜欢德摩斯梯尼的哪一次演讲时，西塞罗回答：“最长的那次。​”

卡森的三条不幸福药方​

然而，对各位听众来说幸运的是，我还想到了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谈到弥尔顿（Milton）的诗作《失乐园》时发表的著名评论，他说得很对：“从来没人希望它更长。” 这让我不禁思考，在我听过的二十场哈佛商学院毕业典礼演讲中，哪一场我希望能更长一些。只有一场演讲有这个待遇，那就是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明确给出了确保人生痛苦的方法。因此，我决定复述卡森的演讲，但会加以扩充，并补充一些我自己的方法。

毕竟，我比卡森发表演讲时的年纪大得多，经历过的失败和痛苦也更多，方式也更为多样，这对于一位年轻的魅力幽默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我完全有资格进一步阐述卡森的主题。

卡森说，他无法告诉毕业班的学生如何获得幸福，但他可以根据个人经验告诉他们如何保证痛苦。卡森确保痛苦的“药方”包括：

1）为改变情绪或感知而摄入化学物质；

2）嫉妒；

3）怨恨。

我仍能回想起卡森那坚定不移的信念，他讲述自己一次又一次尝试这些东西，每次都陷入痛苦之中。很容易理解卡森开出的痛苦“药方”——摄入化学物质。我也有同感。我年轻时最亲密的四个朋友都非常聪明、有操守且幽默风趣，无论是自身条件还是家庭背景都令人羡慕。其中两人早已离世，酗酒是死因之一，而第三人还在酗酒——如果你觉得那也算活着的话。虽然每个人的易感性不同，但我们任何人都可能上瘾，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堕落的枷锁起初轻得让人难以察觉，等察觉到的时候，却已重得无法挣脱。在我六十多年的人生中，我还从未遇到过有谁因为过度恐惧和回避这条通往毁灭的欺骗之路而让生活变得更糟。

当然，嫉妒与其他因素一样，在制造痛苦方面，以某种方式达到了“批量生产”的效果。早在《摩西律法》对其予以批判之前，嫉妒就已经在大肆肆虐了。如果你想继续让嫉妒加剧痛苦，我建议你千万别去读那位虔诚的基督徒塞缪尔·约翰逊的任何传记，因为他的人生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展现了超越嫉妒的可能性与益处。

怨恨对我的影响，向来和它对卡森的影响毫无二致。如果你渴望痛苦，我对你再怎么大力推荐怨恨都不为过。约翰逊说得好，生活已经够难以下咽了，就别再往里塞怨恨这块苦涩的外皮了。

对于那些想要自寻烦恼的人，我也建议不要采用迪斯雷利式的妥协做法，这种做法是为那些觉得无法彻底戒掉怨恨情绪的人设计的。迪斯雷利在成为最伟大的首相之一的过程中，学会了放弃以复仇作为行动的动机，但他确实通过把冤枉他的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放进抽屉里，来为自己的怨恨保留一些发泄途径。然后，他时不时地查看这些名字，并因看到无需自己出手，世界就已让他的敌人栽跟头而感到愉悦。

芒格的四条不幸福药方​

好吧，卡森的三条药方就讲到这里。下面是芒格给出的另外四条药方：

首先，要不可靠。不要忠实地去做你承诺要做的事。只要你能养成这一个习惯，就能抵消你所有美德带来的综合影响，无论这些美德多么伟大。如果你喜欢被人不信任，被排除在最优秀的人类贡献和社交圈子之外，这个方法就适合你。养成这个习惯，你就总能扮演寓言中兔子的角色，只不过，超越你的不是一只出色的乌龟，而是成群结队平庸的乌龟，甚至还有一些拄着拐杖的平庸乌龟。

我必须提醒你，如果你不遵循我的第一个建议，即使你一开始处于劣势，也很难最终过得悲惨。我大学时有个室友，他过去和现在都有严重的阅读障碍。但他或许是我认识的最值得信赖的人。到目前为止，他的生活非常美好，有出色的妻子和孩子，还是一家市值数十亿美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如果你想避免出现这种传统的、主流文化的、既定模式的结果，而你又坚持做一个可靠的人，那你就不能指望其他不利条件来阻碍你。

在此，我不能不提及一种被描述为“迄今为止精彩非凡”的人生，同时我要重复世界曾经最富有的国王克罗伊斯的话，来强调人类生存状态中“迄今为止”这一方面。后来，在屈辱的囚禁中，当他准备被活活烧死时，他说：“现在我才记起历史学家梭伦的话：‘一个人的生命，不到终结，难言幸福。’”

我给出的第二条致悲惨人生的建议是，尽可能只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学习，尽量减少从他人（无论生死）的成功与失败中间接获取经验。这条建议肯定会让你陷入痛苦，并只能取得二流的成就。

你只需环顾四周，就能看到不借鉴他人错误所带来的后果。人类常见的灾祸是多么缺乏新意啊——酒驾致死、鲁莽驾驶致残、无法治愈的性病、聪明的大学生被洗脑，沦为邪教组织的行尸走肉，因重蹈前人显而易见的错误而导致生意失败，以及形形色色的群体愚昧行为等等。为了记住如何从粗心大意、毫无新意的错误走向真正的麻烦，我推荐一句现代俗语：“要是一开始你没有成功，好吧，那玩悬挂式滑翔就到此为止吧。”

避免间接智慧的另一个方面，是不要借鉴前人的优秀成果。具体做法是，在合理范围内，尽量不接受教育。

如果我简短地讲述一段历史，你或许就能更好地明白你可以避免陷入何种并不糟糕的结果。曾经有个人，尽管起步艰难，在解析几何方面也历经磨难，但他仍刻苦钻研前辈佼佼者的著作。最终，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引起了广泛关注，而他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说道：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那个人的遗骨如今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墓碑上刻着一段不同寻常的铭文：

“这里安葬着艾萨克·牛顿爵士尘世的遗骸。”

我给痛苦开的第三个药方是，当你在人生的战斗中遭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重大挫折时，就此沉沦，一蹶不振。因为即使对于幸运且明智的人而言，生活中也充满了诸多逆境，这样做必定能保证你在不久之后，就会永远深陷痛苦的泥沼。无论如何都不要理会爱比克泰德为自己所写的精准墓志铭中蕴含的教训：“此处安息着爱比克泰德，他曾是个奴隶，身体残疾，极度贫穷，但却受到诸神的眷顾。”

我给你关于糊涂思考和不幸人生的最后一条建议是，忽略我小时候别人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一个乡下人说：“我要是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就好了，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 大多数人（就像你一样）会因这个乡下人的无知而一笑了之，却忽略了他话里的基本智慧。如果以我的经验为鉴，一心想要痛苦的人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采用这个乡下人的方法。为了帮助你失败，你应该把这个乡下人的方法仅仅当作一种怪癖，认为它毫无有益的启示，而这个方法与卡森演讲中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卡森所做的是通过逆向思考来研究如何创造X，也就是说，通过研究如何创造非X。伟大的代数学家雅可比与卡森的方法完全相同，并且以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而闻名：“反转，总是反转。” 正如雅可比所深知的，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许多难题只有在逆向思考时才能得到最佳解决。例如，当几乎所有人都试图修改麦克斯韦的电磁定律，使其与牛顿的运动定律相一致时，爱因斯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修改牛顿定律以适配麦克斯韦定律，从而发现了狭义相对论。作为一个公认的传记迷，我认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在1986年哈佛大学的毕业班中成绩可能接近中等水平。然而，他如今在科学史上却声名远扬。如果你一心只想让自己的天赋发挥出最小的成果，那么这恰恰是你应该避免借鉴的例子。达尔文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完全违背了我总结的所有致败法则，尤其强调逆向思维，因为他总是优先关注那些有可能证伪他已有的、珍视且来之不易的理论的证据。相比之下，大多数人在早期就形成并在后来强化了一种处理新的、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的倾向，以便让任何最初的结论保持不变。他们变成了菲利普·怀利所描述的那种人：“在他们已知的和永远不会去学的东西之间，连一毛钱都塞不进去。”

达尔文的一生表明，一只乌龟如何在极端客观的帮助下超越兔子，这种客观性帮助客观的人在“给驴贴尾巴”的游戏中，成为唯一没有被蒙上眼睛的玩家。如果你轻视客观性，那你不仅忽视了达尔文的一个教训，也忽视了爱因斯坦的一个教训。爱因斯坦说他成功的理论来自于：“好奇心、专注、毅力和自我批评。” 他所说的自我批评，指的是检验并摒弃自己钟爱的想法。

最后，将客观性降至最低将帮助你减轻拥有世俗财物所带来的妥协和负担，因为客观性并非只对伟大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有用。它也能为贝米吉（美国明尼苏达州城市）的管道承包商的工作增添助力。因此，如果你将忠于自己理解为必须保留年轻时的每一个观念，那么你就会安稳地踏上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会让你最大限度地陷入无知，还会让你遭遇任何因商业上不愉快经历而产生的痛苦。

现在，以一种逆向的祝酒词来结束这篇逆向的演讲，似乎是恰如其分的。这一灵感源自伊莱休·鲁特反复讲述的那只狗如何“四脚交替”去往多佛的故事。敬1986届的同学们：

先生们，愿你们每个人都能在漫长人生的每一天中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从而成就非凡。

这篇文章是关于 “学会学习” 的课程内容分享，旨在为技术职业生涯奠定基础。文章围绕工作方式的重要性展开，作者结合自身在洛斯阿拉莫斯和贝尔实验室的经历，指出杰出科学家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在于工作方式。

文中强调，成功没有固定模式，需探索适合自己的风格，不能单纯模仿他人。同时，知识每 17 年约翻倍，科学领域不断分化，未来挑战日益艰巨，学会学习至关重要。作者还探讨了科学与工程的关系，认为科学在于探索未知，工程需明确目标，二者相互依存。

此外，文章涉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元教育（自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 “醉酒水手” 等故事说明目标设定的意义，还对比了人类与机器的优势，指出人类应发挥灵活性，利用机器弥补不足。最后，文章以苏格拉底的名言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收尾，强调审视人生、设定目标并为之奋斗的价值。

• 工作方式的重要性

  1. 杰出者与普通人的差异：作者通过研究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发现，成就高低的关键在于 “工作方式” 而非努力程度，努力却无方法者难以成功。

  2. 工作方式的传递：难以用语言直接描述，需通过具体案例、个人经历（如作者在贝尔实验室的创新实践）和故事阐述，强调 “做中学”。

  3. 反对盲目模仿：成功无固定模式，需借鉴他人并形成独特风格（如画家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避免复制前人路径。

• 知识增长与学习挑战

  1. 知识爆炸的趋势：科学知识每 17 年翻倍，从牛顿时代至今分化出约 10000 个专业领域，未来增长将面临瓶颈（如人力与领域扩张的矛盾）。

  2. 教育的核心需求：传统教育存在理论与实践断层，需兼顾 “元教育”（自我教育），培养快速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能力（如作者跨界学习物理、计算机的经历）。

  3. 目标导向的学习：以 “醉酒水手” 比喻无目标的盲目努力，强调明确方向的重要性，如设定职业目标并通过实践积累知识。

• 科学与工程的关系及未来趋势

  1. 科学与工程的区别：科学探索未知（需开放性），工程追求明确目标（需方法论），二者相互依赖（如贝尔实验室的技术转化案例）。

  2. 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技术发明（如晶体管）重塑历史，但受社会规范限制（如计算机交通系统的责任界定）；预测未来需兼顾技术可能性与社会约束。

  3. 人类与机器的协作：机器在速度、精度、可靠性上占优（如计算机替代人工计算），人类需发挥灵活性（如创造性决策），二者形成互补。

• 教育与自我提升的本质

  1. 教育的完整性：理论与实践缺一不可，避免 “技术高手用错方法” 或 “空谈理论缺乏实操” 的误区。

  2. 自我审视的价值：以苏格拉底名言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收尾，强调通过设定目标、持续奋斗实现自我价值，避免随波逐流。

译文

演讲实录​

我们的第一课将解答一个问题：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门课程的目标是为你的技术职业生涯打下基础。这门课程并不会涉及太多技术性的内容，但仍会涉及一些数字化的基础知识。当然，这些内容你可能已经有所了解，但我更关心的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方法。

自从战争爆发，我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工作以来，我一直都在研究那些杰出的科学家。我注意到，那些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与普通人的最大区别，其实在于他们工作方式的不同。

我见过许多努力工作的人，他们的努力程度不亚于任何人，但却一无所获。因此我的任务是教给你们一种叫做“工作方式”（style）的东西，以帮助你们在未来取得显著的成就。毕竟，海军学校为了让我们在这里相聚，已经投入了不少资金。他们希望通过你们将来的表现，来证明这笔投资的价值。

接下来，我会深入探讨和评价不同的人的工作方式，包括我自己的和他人的，分析我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我会向大家分享许多知识，这些知识是我现在拥有，但曾希望能更早了解到的，它们是我通过自己的探索才得到的。这门课程不同于一般的技术课程，它包括一些课堂上不会讲到，却应该拿出来讨论的重要话题。因为每门课程的教学方法并不相同，所以许多关键性的内容被忽视了。这也是我努力想要补充的部分。

现在的工作方式难以用言语直接描述，我只能通过具体的例子来向你们展示，让你们自己领会其中的含义。你们可能会想，没有什么话题是不能讨论的。这种开放讨论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们主张，无论是关于神、真理、美、正义还是爱，所有这些主题都是可以公开探讨的。不过，就在他们进行这些讨论的同时，希腊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神秘宗教，这些宗教认为人们只有对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才有资格去讨论。

回顾中世纪，许多圣人提出，不能只凭言语来谈论上帝，应该通过个人体验。同样，穆罕默德（Mohammedans）的追随者也认为，绘画和语言都无法表示真主的精神，只有用心去感知它。这表明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观念：不是所有事物都能用语言表达，工作方式便是其中之一。我很难用语言阐明我的想法，因此我只能通过分享那些充满挑战和奋斗的故事来说明。希望这样可以帮助你们更好地理解我的意思。

我发现，要让这样的课程产生实际效果，我得分享一些个人的经历。如果我只是发表一些抽象的言论，听起来可能会显得过于空泛和说教。而当我讲述自己的故事和经历时，也许会更能触动你们。虽然这样做可能会给人一种自满的感觉，因为我总是在谈论自己。请放心，我也会坦诚地告诉你们我曾经犯过的一些错误，以免你们重蹈我的覆辙。

我希望你们不要过于谦逊，要勇敢地面对挑战，立志成为杰出的科学家。你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哈蒙德（Hammond）能够做到，那么我也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做出一番成就。”我的目标就是激发你们内心的渴望，让你们追求卓越。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你们应该努力超越平庸，成为杰出的人。

现在，虽然我们谈论的是教师这个角色，但实际上我们更像是教练。我不能代替你跑出四分钟一英里的成绩，但是我可以点评你跑步的方式。你要知道，想要达到这个成绩，你必须得靠自己努力。同样，我也不能直接让你成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但我可以对你的研究方法和态度提出批评和建议，我无法仅凭几句话就让你成为伟大的科学家。这就像跑四分钟一英里一样，你必须得亲自去做。这意味着你要思考你听到的和读到的知识，与你的朋友们交流想法，探索你自己的未知领域。

成功不是千篇一律的。就像每位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你也需要寻找并发展适合自己的风格。这需要你从他人身上学习，借鉴一些元素，然后融会贯通，形成你自己的独特风格。你不能只是简单地模仿，因为这样你并不是真正地掌握它。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以绘画为例。当你学习绘画，掌握了调色、造型和素描等基础技能后，接下来，你会拜一位有名气的画家为师，向他学习，接受他的影响，相信他对你的教导。

确实，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事实上，如果你只是单纯地模仿大师的风格的话，你并不能成为伟大的画家。如果你只是复制他或她的风格来绘画，那你也无法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创立新的道路。我可以和你分享我过去走的道路，但这并不能教你面对未来。你必须要创造能让你自己在未来脱颖而出的独特方式。这没有那么容易。我只能提供一些过去的经验，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推测。这是你要面临的挑战。就算现在开始，我也不能保证我能成功，即使我的前辈已经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成就，我也无法复制他们的成功。

现在我想向你传达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观点。1946年，当我开始创建我们的实验室时，我很好奇那些伟大科学家们是如何取得成就的。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工作，观察了他们是如何成功的，结果发现他们大多选择了一些相对简单的问题来研究。我发现他们的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总体而言，他们处理的都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而我们这一代的科学家已经解决了一些更复杂的问题，并且将更棘手的问题留给了后来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代科学家面临的挑战都在不断增加。你们在某种程度上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这意味着你们的任务将更为艰巨。正如人类登月之后，未来的太空探索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样，你们所要面对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

当我加入贝尔实验室时，包括我在内，有四位同事是同一年加入的，我们的年龄也差不多。我们四人自诩为“四个年轻的土耳其人”（Four Young Turks）。多年后我得知，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也这样称呼我们，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一群爱惹麻烦的人。我们不拘泥于前辈们的工作方法，而是勇于创新。

而上司们并不喜欢我们的工作方式。以我的上司亨利·博达（Henry Boda）为例，他在网络理论方面之所以声名显赫，是因为他采用了复变量（complex variable）来进行网络运算，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工作方法，这也是他成名的原因。另一方面，汉明从加入实验室起就一直使用计算器，上司们认为这并非正确的工作方式。然而，事实上，只有使用计算器，我们的工作效率才会提高。这也正是我想经常向你们强调的一个观点。

如果你已经成功攀至顶峰，请记住，那些让你成功的因素不一定适合下一代。你当然明白如何取得成功，因为你亲身经历过。但你采用的方法可能并不适合后来的人。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固执己见的领导，他们坚信，既然我凭借自己的方式获得了最高职位，那我的做法必然是正确的。但这种想法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思考，当你达到事业巅峰时，你成功的方式是否还适应当前的变化。毕竟，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教育吧。教育不仅仅是做什么、何时做以及为何做，它还包括了执行具体任务的具体方法。在这段时间的培训中，我始终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学校给了我较大的自主权，我才可以将课程内容集中在教育的核心上。如果教育只包含理论而没有实践，或者有实践没有理论，那么它就是不完整的。我曾见过一些技术高手，他们在向我汇报工作时，将技术和方法错误地应用在了不合适的问题上，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此外，还有一些人虽然理论知识丰富，却缺乏将知识付诸实践的能力。这样的人也不适合职场。因此，你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还需要掌握相应的技能和技巧，两者缺一不可。

目前，我在做的是一种被称为“元教育”（meta education）的工作。我持续不断地讨论教育的话题，这是每个人必须持续进行的活动——自我教育，这也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此同时，我也在不断地预测和构想未来世界的模样。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现代科学与工程学的发展大约始于艾萨克·牛顿爵士（Isaac Newton）。他出生于1642年的圣诞节，同年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去世。牛顿享年85岁，因此我们可以将他的时代定位在1700年左右。从牛顿时代到现代，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隔大约17年，人类的知识量就会翻倍。

从那个时代到现在，我们注意到科学知识的增长周期大约是每17年翻一番。但在1946年，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为什么会尝试将其规模缩减至5500人呢？我目睹了贝尔实验室30年来在管理上的变化、招聘的停滞等种种措施。不管他们采取了何种管理策略，每过17年，根据所谓的“小威格士定律”（small Wiggles），科学知识的增长都会迫使他们增聘人员，以跟上日益扩大的知识领域，这涉及到出版物、书籍、期刊等各个方面。我本打算在此提供一些具体的数字作为例证，但我手头可能没有这些数据，我可能有点跑题了。此外，还有一个普遍的说法，那就是历史上90%的科学家仍然健在。

现在，我将进行一个反向的计算，这个计算是基于我对家人、其他人以及我曾与之共进午餐的肖克利团队（Shockley）成员的观察所做的。首先，我假设科学家的数量是按指数增长的，这个假设来源于一个微分方程，其中变化率与当前的科学家数量成正比，解出来的结果就是指数增长。如果再假设新产生的知识量与科学家的数量成正比，那么按照17年前的速率和数量，就可以计算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创造的知识总量。我将负无穷大作为计算的下限，因为相对于整体，起始的下限值较小，对结果几乎没有影响。由于指数的值非常小，所以即便起始点取值偏低，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那么，我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我通过积分来计算出结果。假设知识的增长速度是每17年翻一番，如果从17年前算起，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知识量应该已经翻倍。这个估算是基于比例的一半来进行的。我这里有一个类似农场估算（farm you formula for B）的公式。另外，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历史上90%的科学家目前仍然健在。如果我们从现在往前推算55年，这大约是一个科学家职业生涯的持续时间。这里所说的“健在”（lived）不仅指科学家本人还活着，也指他的科学成就仍然具有影响力，哪怕他可能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科学生涯，一直到高龄。因此，55年是一个合理的估计值。将这个时间段考虑进去，对所有科学家的数量进行计算，我发现得出的比例大约是0.9，也就是90%。

现在，让我们来详细审视一下当前的情况。我现在已经清楚了自己讨论的要点，并且思考了一个我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什么才是“科学家的一生”？（What did I mean by a lifetime of a scientist?）你会发现，这两个观点其实是符合的。一方面，我们的知识量每17年翻一番；另一方面，历史上有90%的科学家至今仍然健在。从牛顿时代开始直到今天，我们目睹了科学领域的巨大发展。现在，我将尝试对科学领域的发展进行预测和估算。在牛顿时代，科学只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即自然哲学。而今天，我们已经分化出了众多的专业，大约有10000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当然，这个数字肯定不止1000，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也不会超过100000。因此，将10000作为我们的估计值，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前瞻性的估算：假设知识的增长每17年翻一番，如果这种增长模式持续了340年，那么总的增长将会是惊人的一百万倍。这种增长趋势，即便是对于拥有1000万个科学领域的广阔领域，也同样适用。不过，你可能会质疑，340年后真的能发展出100亿个专业领域吗？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320年，甚至40年内，科学不可能继续以过去那样的方式无限倍增。同样，这个领域内的人数也不可能永远保持指数增长，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成为科学家。所以，依赖过去的增长模式来预测未来，是不切实际的。

现在，我来采用一种简单却广泛使用的方法——信封背面计算法（ back the envelope）。据我所知，即使是像费尔米（Fairmi）和肖克利这样的杰出人物，也会在午餐时用回信封进行计算，就像我刚才所做的那样。这种方法之所以受欢迎，不仅是因为它非常便捷，还因为它非常实用：它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问题，并通过计算过程加深记忆；同时，它还能培养我们快速构建模型的技能。需要明确的是，这种计算并不追求极高的精确度。我提到的“每17年知识量翻一番”这个数字，它并不是绝对的准确，而是一个大致的估计。尽管如此，这种估算方法对于我们把握问题的脉络仍然非常有用。

我认为它非常有用。当我从电视、广播或报纸等渠道获得信息时，我能够迅速地构建一个模型，并且自己会检查这些数据是否合理。我一般会面临两种情况：一是这些数据根本不切实际；二是我根本搞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以至于无法建立模型。有时，就像你的父亲和你对话一样，他没有向你解释具体内容，只是突然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创建一个包络模型（envelope modeling）对于理解这些信息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加倍努力工作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一直都在面对这个现实。为此，我制作了一张表格，将努力的程度量化：17年的付出相当于2 倍的努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是4倍、5倍、6倍、7倍、8倍、9倍、10倍的努力，这样算下来，大约需要56年的时间。那么，如何理解这些数据呢？一个方法是，计算从现在到你退休的时间。观察这一列数据，它会告诉你，你需要积累的知识量将是你现在知识的多少倍。如果我们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前进，你可能会面临一个相当困难的未来。不过，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假设您在34岁时有了孩子，现在您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他们需要掌握的知识量是您当时的四倍之多，这包括数学定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滑雪的好地方、值得阅读的书籍、以及应该收听的电视频道等。您的孩子将要面对的知识量将是您当时的四倍。您回想一下自己上大学时所学的知识，您还记得有多少吗？如果您的孩子比您当时还要迷茫，那也很正常。毕竟，您自己有时候也会迷茫。

这正是我想说的。另外，所有的加倍努力往往都集中在最为艰难的最后阶段。大约有一半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个最后的加倍期。这也是我们感到饱和的原因，因为这种饱和感很快就到来了。因此，另一种观察加倍现象的方法是查看这张令人感到不安的表格。如果你认为自己还有44年的时间可以成为参谋长，那么我要纠正你，实际上只有39年。到了那时，管理海军所需的知识量将是现在的五倍。

这就是你将面临的问题。但我的回答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学会学习，这是我唯一能告诉你们的。我们教给你们的东西，有一半将会过时。你感兴趣的其他课程，15年后也可能变得不再适用。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教授这些课程，而是它们可能被其他新的内容所取代。回想一下我的经历：我在46年前来到贝尔实验室，当时他们正在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之前是学数学的，所以我开始研究光学工程以及相关的领域。

几年后，我与物理系的同事们开始共进午餐，这个阶段他们刚开始完善晶体管技术。随着他们在晶体管工程方面不断深入研究，我参与了大量计算工作，这些工作几乎用到了我所有的知识储备。我不得不经常去我朋友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向我展示了真空管的工作原理，尽管现在真空管已经变得相当罕见了。最初的晶体管外形简陋，看起来就像一个有三个脚的锡罐，而现代的晶体管则采用了极其简洁的设计，仅有两个接触点。我也曾在洛斯阿拉莫斯进行复杂的计算，我们利用微积分来设计炸弹，这通常意味着我们需要连续工作一个月，甚至三个月，每周工作六天半，才能得到一个解决方案。相比之下，现代计算机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同样的计算。我亲身经历了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接受的是传统数学教育，所以我没有学过数值分析。我对计算机和物理学也是知之甚少，但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大学学习时，我学到了很多。当我来到贝尔实验室工作时，我深信如果做好计算工作，我必须要深入理解问题的核心。因此，我广泛地学习了包括化学、物理、社会科学以及生物学在内的物理科学知识。实验室不仅设有这些领域的部门，甚至还包括了社会科学的分支。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来积累必要的背景知识，因为只有具备了足够的背景知识，你才能深入地理解一个领域并掌握那些专业术语。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我将在后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现在，你可以试着去定义一个学科的“基本要素”（fundamentals），其实这个概念本身就有点模糊，尤其是你还要搞清楚这些“基本要素”具体指的是什么。为此我提出了两个标准来衡量，尽管它们也做不到无懈可击。第一个标准是，基本要素应该能够衍生出该学科的其他所有概念。第二个标准是，这些要素应当历经时间的考验，并被长期使用。举例来说，曾经作为电子学基石的真空管，现在已经不再是核心原理了。至于像增益公式这样的理论，我可能一时记不住它的名称，但很快就会记起来。比如，奈奎斯特公式（Nyquist formula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电子管技术已经陈旧，但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如反馈机制，至今仍然有效。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些原理和方法适配到新技术和新领域中，因为许多事物都在不断地演变。

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科学与工程两者之间的关系。科学的核心在于探索未知领域，如果你在进行科学实验时已经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么这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与此相反，工程学则要求有明确的目标和方法，工程师在工作时必须清楚自己的方向和所采取的步骤。尽管如此，纯粹的科学研究往往依赖于工程技术的支持，同时，工程学的进步也常常建立在新材料科学发现的基础之上，这就形成了两者之间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但挑战在于，科学和工程学正以一种充满挑战性的方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以贝尔实验室为例，当物理学家在那里实现了重大突破时，通信公司并没有急于将这些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产品。这是因为通信公司已经在通信行业内占据了垄断地位，因此并不急于推动技术的快速革新。然而，现在的我们希望科研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实际应用，不再愿意长时间等待科学原理的成熟。正是这种迫切的需求，促使了科学与工程学两个领域的紧密联系。

我们习惯的做法是先构思创意，再来考虑应用，尽管这种做法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但它正逐渐被淘汰。现代社会追求的是雷厉风行。举个例子，我前一晚读到一则历史故事，讲述一位总统在博物馆或世界博览会上遭遇枪击，随后紧急送医。尽管现场有展示X射线技术的展位，但医生们因为无法确定子弹的准确位置而拒绝进行手术，他们并没有采用这项已经存在的新技术来帮助诊断，仅仅只是进行了传统的拍照。这种做法体现了他们保守的态度，但在今天，我们不再接受这种迟缓的行动。我们正在努力加快从构思创意到项目开发的过程，并力求以最快的速度将产品推向市场。

我曾阅读过76种不同的预测未来的方法，这也正是我涉足预测领域的一个原因。其中一种方法是简单地假设明天的情况将与今天相同，不管今天的温度如何，都预测明天的天气将和今天一样。这种方法简单直接，在某些情况下也非常有效。另一种更精确的预测方法是观察事物的线性发展趋势，并据此进行预测。这种方法短期内看似准确，但长期来看就不太可靠了。此外，预测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选择的线性增长变量是否恰当。如果你错误地将一个指数增长的变量视为线性增长，那么预测的结果将会有很大的误差。在我自己进行预测时，也曾多次面临这样的挑战，尤其是在估计所需的计算能力和存储空间时，我不得不做一些粗略的推断。

我预测过某个领域可能达到的最高发展水平。几年后，我偶然间翻出那张记录着我预测结果的纸张，发现我还是低估了它的发展水平，因为计算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以人工智能为例，许多专家在10年、20年、30年前所做的预测，至今都未能实现。这告诉我们，对未来的预测不能过于自信。关于预测，有句老话说得很对：短期预测往往过于乐观，而长期预测则往往过于悲观。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长期预测通常依赖于几何级数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模式很难让人信服。举个例子，在我们刚开始使用晶体管的年代，没有人能想到，将来能在一艘巨轮上安装一百万个晶体管。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我们最终还是做到了。要明白，预测未来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预测。历史已经证明，尽管预测面临诸多挑战，但它仍然是我们理解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的重要工具。

有些人相信历史一定会重演，另一些人则持相反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目前所认为的“过去”（past），对于某些人而言，其实代表着“未来”（future）。同样，你眼中的“未来”最终也会变成“过去”。总有一天，你们中的一些人将会被记入历史。确实，只要你们活得足够长久，做出了足够多的贡献，就有机会被载入史册。那么，你是否认为“未来”最终会成为“过去”呢？

现在，有一句与我们常识相违背的话，那就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所说的“历史是一堆垃圾”（history is bunk）。我分析他这样说有两个原因。首先，历史的记录通常并不精确。对于战争末期的事件，尽管主要的都被记述下来，却不会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叙述，它们也与我自己的见解不吻合。举个例子，有位数学教师曾写下他对某件事的回忆，他说：“我刚刚读了威廉（William）的书，没错，就是那样子的。”但很快他又更正说：“我也不是完全记得那么清楚。”我本想询问他的记忆方式，却突然意识到，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不同的。就好比一场事故，不同的目击者会给出不同的描述。对于过去的事情，我们找不到任何绝对可信的记载，这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其次，我认为记忆中的事实是导致过去与未来联系加速断裂的原因。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和理解与未来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模糊，断裂也在加速发生。

计算机的发明让我们认识到，相较于计算机问世之前，世界已经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标志着我们的工作方式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在现代工程领域，计算机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涉及到程序编写，还包括在现实世界中部署终端设备。可以说，计算机现在是许多工程项目的核心部分。然而，当我们阅读历史学家的作品时，我们会感觉他们认为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是无法避免的，例如罗马帝国的衰亡。但他们又觉得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看法认为过去已成定局，而未来则是充满可能性的。但这真的站得住脚吗？实际上，这种看法可能并不具备说服力。如果我们进一步深思，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观点：也许过去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想想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希特勒等人，如果他们在童年时就去世，世界历史会不会改写呢？

在知识分子中，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都是杰出的代表。试想，如果这些伟人在青年时期就离世，世界历史的轨迹一定会改变。这证明了个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力是极其重要的。在我看来，过去并不是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一成不变，未来也并非如人们所想的完全不可预测。对你个人而言，未来充满了无数可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技术发明常常会改变现状。以晶体管的发明为例，它直接导致了真空管技术的终结。这显示了技术革新能够在瞬间改写历史的走向。

技术发明可以重塑历史，尽管我们很难预测这些创新何时会出现。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发明不单是技术上的突破，它们也是社会层面的革新。虽然你们主要接受的是物理学科的教育，但我认为你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生活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社会生活是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规范的。基于此，我认为技术的未来不仅仅取决于技术自身能够实现的功能，还会受到社会观念、法律法规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以计算机控制的高速公路交通为例，这个概念听起来非常先进，但如果在这个系统中发生了事故，我们该如何确定责任归属呢？当你开始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时，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极其复杂和充满挑战的。有时，社会的习俗和法律规范可能会成为创新道路上的障碍，影响一些本可以改变世界的发明的诞生。

现在，我想讨论一个我可能会多次提及的话题——“醉酒水手”（the drunken sailor）的故事。这个故事中的水手走路东倒西歪，反复摇晃，最终虽然走了N步，但他实际前进的距离却只相当于N步数的平方根。例如，即便他跌跌撞撞地走了100步，实际上他可能只前进了大约10步远。如果他走了10000步，尽管步数众多，他可能仍然在起点附近打转，因为每一步都可能将他带向不同的方向，这是随机行走的一个典型例子。但是，如果附近出现了一位美丽的女孩，他的行为模式会立刻改变，他会毫不犹豫地直接走向她，这与他之前的无目的漫游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一个人如果能够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愿景，那么他的进步将会使他朝着他的目标稳稳前进。反之，缺乏远见的人可能会像那个醉酒的水手一样，漫无目的地徘徊而最终一无所获。因此，我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你们构建一个既合理又清晰的未来，让你们明白自己未来的道路和追求的目标。

你可能想问我：“汉尼克（Hannick），怎样才能预知未来呢？”我的答案是：“从我们对人生的理解来看，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并不关键，关键在于你是否有一个方向。一旦你确定了目标，你就会一步一步地接近它。反之，如果没有目标，你就会像一个醉酒的水手，无目的地随波逐流”。我的任务是协助你们确定个人目标，并激励你们在追求这些目标的同时，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而不是仅仅随波逐流。目前，很多人似乎满足于一种安逸、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如果仔细询问，他们会表示自己很享受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但我个人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你设定怎样的目标，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的职责在于激励你以一种合理而体面的方式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协助你为实现这些人生目标而努力。需要重申的是，社会对你的教育倾注了大量的资源，你完全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就。通常，那些取得成就的人都有着清晰的目标和明确的方向，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和有意义。而那些缺乏目标的人，他们的生活则可能只是一系列零散、无序的事件，尽管他们做了很多事，但最终没有形成任何有效的积累。因此，我会尊重你选择目标的自主权，哪怕你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杰出的吉他手，我也将给予你全力的支持。只要你为自己设定了目标，你就会为之付出努力和奋斗。这正是我所认为至关重要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目标之一，它的目的是激励你采取行动，去积极地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停留在空想或者无效的行动上。

目前通行的教学方式是将课程划分到不同的系别中进行。每个系都会集中精力在自己认为重要的学科上，例如微积分、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然而，本课程的目标是尝试填补这些学科领域之间可能出现的知识断层，这些问题可能是你在之前的工程学习中所遇到的。虽然你已经接触过许多工程课程，大学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但我认为在这些课程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断层。仅仅改进单个课程的教学质量，并不等同于对整个教育系统进行了优化。在后面的课程中，我将会介绍系统工程的理念。

我想向你们传达这样一个理念：尽管我们有众多学科，但归根到底，所有知识都是相关联并且构成一个整体的。当你面对未知的难题时，不管是化学、物理还是其他学科的问题，最重要的都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我在贝尔实验室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数学系度过的，但我逐渐认识到，知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不应该被割裂成不同的小块。实际上，我的工作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多，包括了统计学、计算、物理学和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我们还没有发现被割裂的情况，但是为了更好地统筹和管理，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构建一些结构，以激发我们的创新思维。尽管我们的专业不同，但实际上，这个机构会将每个专业串联起来。课程的内容现在将主要集中在计算上。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个人对计算有所偏好，而是基于一个事实：计算技术将在科学与工程的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这种趋势背后有着充分且有力的推动因素。

以经济学为视角，计算机的成本远远低于人力成本。随着时间推移，计算机的价格在不断下降，而人力成本却在持续上升。在速度上，计算机也大大超越了人类。比如，当你的脚趾撞到物体时，神经系统会以每秒100米的速度将这一信号传递到大脑。而即便是以每秒1000公里的速度移动，这与电子的速度相比也是微乎其微，人类的速度根本无法与电子相提并论。因此，机器在处理速度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在精确性上，计算机同样表现出极高的水平。它们不仅能够进行极其精确的计算，而且在需要的情况下还能够执行双精度运算。而相比之下，人类在进行双精度计算时，可能会感到非常困难，并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可靠性方面，机器也远超过人类。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人类天生的不完美性意味着我们无法像机器那样一直保持稳定。毕竟，即使我们行走多年，也难免会有跌倒的时候，无法保证完全的可靠性。这正是人类之所以能够站在世界之巅的原因之一——我们能够利用机器的优势，来弥补我们的不足。

人类是天生就具有灵活性的。因此我们不应该期待人类去执行那些对可靠性要求极高的任务。以保龄球运动为例，人们常常好奇，为什么每次以相同的方式投球就能保证比赛中的完美表现？即便是技艺高超的专家们，也很难每次都做到完美。要精准地投球、控制球的飞行路径以及其他相关因素，都不容易。而那些能够进行极其精准表演的特技飞行团队，他们的表演确实令人钦佩。人类的身体和能力本质上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塑造的，并不是为了专门执行这种精细控制的任务。与此相反，机器则擅长快速进行重复性的控制操作。例如，我们目前制造的飞机大多是故意设计得没那么稳定的，因为它们依赖于计算机每毫秒进行无数次的调整来维持飞行的稳定性。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够达到更优秀的机体水平，但这是超出了人类飞行员能力范围的。一旦计算机发生故障，飞行员将陷入极大的困境。飞行员能够完成的是在空中设计的大规模规划方案，然而在紧急情况下，需要在几毫秒内做出快速反应，只能交给性能更高的计算机来完成，因为人类的反应速度达不到这么快。有人建议在自由的登机流程中做出改进，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件小事。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因为从事一份工作很久，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就立刻做出恰当的应急反应。相比之下，计算机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可以将计算机放置在特定的工作场所，并且能够被编程来监测那些偶然情况。例如，在核电站发生某些特定事件时，计算机会根据预先设定的程序采取行动。但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长达四年。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人类的表现通常不会很理想。你们也知道，在过去两年半中，我们一直在深入思考这些问题。

人类有时会感到无聊，但机器不会。在面对变化快速的情况时，人类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一般认为，人脑每秒能处理大约50到60比特的信息，而达到每秒处理10,000比特则是不可能的任务。相比之下，机器拥有更大的信息处理带宽。无论是视觉、听觉还是其他感官输入，机器的信息处理能力都远远超过了人类。目前，机器主要的功能是接收指令，而不擅长创造性地输出指令。在复杂的中央控制系统中，如果只是比较信息处理的带宽和速度，人类无法与机器竞争。然而，当涉及到推销新闻或进行复杂判断时，机器则不如人类。我们已经不需要机组人员用枪瞄准飞机，而是需要机器具备自主控制的能力。在许多情况下，人类的反应速度太慢，已经不足以满足现代的需求。

我们需要更快的信息处理速度，而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也就是我们接收和发送信息的基本速率，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在这方面，计算机已经走在了人类的前面。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重新编程，这与以往的培训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以往，你需要学会做某件事情，但现在，一旦设备发生改变，你就得抛弃旧的做法，学习新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简洁，既不需要复杂的培训，也不需要长时间的练习。只需更换新的程序，机器就能够按照新的方式进行工作。然而，要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外太空、水下、高辐射区域，或者在战争中让机器代替人类工作，这是极具挑战性的。特别是在太空中，我们必须确保宇航员能够在他们熟悉的含氧环境中工作。这引发了一个问题：高辐射是否会对宇航员造成致命伤害？我们该如何将人类安全地送上火星，然后再安全地带回地球，避免他们受到太阳辐射的伤害？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我们可能需要彻底处理掉放射性物质，如镭，或者思考是否应该将人类送往如此遥远的地方？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问题。我正面临另一位男士的个人问题，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管理工作中，员工的个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与人类不同，机器不会遇到养老金问题，也不会牵涉个人纠纷。机器之间不会发生争执，我确实见过两个女孩因为争执而无法和平共处。但机器不一样，机器不需要工会，也没有个人休假的需求。无论是体育赛事如老鹰队的比赛，还是家庭中的丧事，对于机器来说都不是考虑因素。如果操作机器的人不在了，机器的工作也就停止了。至于娱乐活动，对于机器来说，只需简单地关闭即可。然而，对于人类员工，我必须提供适当的娱乐安排。机器在许多方面都远超人类，它们强大得多。此时，你们可能会提出疑问：“那么，人类相较于机器有哪些优势呢？”那么我不得不列举人类相比较于机器的独特的优势了。

我提供了许多详细的信息，要完全掌握它们确实有些困难，因为机器在很多方面确实拥有明显的优越性。而且鉴于使用机器在经济上是划算的，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采用机器运作。以计算机为例，它们的芯片设计往往只是自动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由计算机控制。事实上，目前许多电脑的组装工作已经大量自动化，由机器完成。我曾在一家电脑公司的董事会任职，记得有一次，我们发现生产线上有一半以上的电脑是通过机械化方式生产的。计算机制造业的机械化已经相当成熟，我们的销售量甚至跟不上生产量，这正是因为我们采用了机械化生产线，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一现象展示了公司计算机业务机械化进程的速度之快。另外，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曾订购了一批机器。一夜之间，他就接到通知，告知有一批机器正在组装他们定制的电脑。第二天，这些电脑就已经按照他们指定的配置，准备在装卸码头装运了。

这门课程也带有某种宗教意味，但我想传达的核心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应该虚度光阴。现在存在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我不打算深入了解它们。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情感层面的问题。众所周知，有目标的人是幸福的。无论是通过阅读还是与人交流，人们普遍认为，重要的不在于目标的实现，而在于为之奋斗的过程。请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不得不学会与自己相处。这种与自我相处的过程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在老年时期，你将更多地与自己为伴。到了老年，你无法像年轻时那样做出太多改变。因此，现在就应该思考，你希望自己在晚年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并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这正是我在这门课程中想传达的核心思想。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为了获得杰出的成就而付出努力是值得的。通过观察人们的生活，我想分享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故事。在我很小时候，我去看电影，那时的电影院被称作“五分钱剧院”（Nickelodeons），实际上我们支付了一毛钱。在某个周六，我和一位朋友去看了一部充满笑料的喜剧电影。影片中有许多让人发笑的桥段，但当我们观影结束离开影院时，我的朋友对我说：“你知道吗，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并不太有趣。”我思考了一会儿，我也认同他的看法——电影院虽然笑声连连，但这并不代表它真正具有趣味性。

生活也是如此，生活并不是由许多欢乐时光串联在一起的。当这些时光汇聚起来时，它们会给人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美好的生活并不等同于每分每秒都充满欢乐。你我心知肚明，你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你早上醒来时告诉自己“我今天将会很快乐”（I shall be happy today），然后今天真的就会一帆风顺，这是不切实际的。美好的生活往往是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的。许多书籍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要想拥有美好的生活，关键在于自我管理和控制，努力活成自己梦想的样子，达成自己设定的目标，而不是像一个醉酒的水手那样，无目的地随波逐流。

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讲过：“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这句话和我的观点不谋而合，而且它对我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回想起有一次，我作为顾问在校园漫步时，无意中听到了前方一位教授对学生反复强调的话：“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在我们穿过一个四合院的短短时间里，他竟然连续三次提到了这句话。请允许我再次重申：“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个人董事会” 由作家吉姆・柯林斯提出，指挑选成就与品格兼具的榜样，构建个人学习成长体系。这些榜样不必完美，只需在某方面优于自己，比如兼具成就与品格，或者具备自己渴望的技能、态度、性格等。人们不应因榜样的不完美或价值观差异而拒绝向其学习，应如塞涅卡和老加图所告诫，聚焦他人所长。 “个人董事会” 成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不同阶段需不同类型的榜样，当从某人身上学成，便可邀请新榜样加入。大师们有着更高标准，将他们请进 “董事会” 能提升自我要求，如查理・芒格提高了作者发表意见的标准。 虽与偶像共事是绝佳学习方式，但机会难得，不过如今可借助手机，通过书籍、采访等原汁原味素材，接触古今中外的优秀人物，学习他们的思考、决策方式等。有了 “个人董事会”，就如同有大师相伴，他们帮助制定标准、衡量自我。但我们的对手并非榜样，而是昨天的自己，每日进步便是胜利。

全书总结​

本文讲述了作者 21 岁时飞往加州的经历及从中获得的感悟。作者为寻找成功从纽约小镇飞往加州，在飞机上与一位螺丝制造公司 CEO 交流，得到职业建议，即应不断寻找更好的机会，要有一个系统而非一个目标。作者认为系统导向的人更易成功，如那些成功者大多追随系统。目标导向的人常处于失败感中，实现目标后也会很快感到空虚。文中以减肥、运动、商界及奥运选手、扎克伯格、巴菲特、作者的朋友为例，阐述了目标与系统的区别。目标是未来可能实现也可能不实现的具体目的，而系统是定期要做的事，能增加幸福指数。如减掉 10 磅是目标，正确饮食是系统；跑马拉松是目标，每天运动是系统；赚 100 万是目标，成为连续创业家是系统。作者强调研究成功者会发现他们多追随系统，且系统应能让人合理期望到达更好的地方。